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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

1886 ~ 1917

1886年到1917年,是缅甸殖民地社会的全面形成时期。缅甸作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殖民地缅甸的一切基本的特点,在这一时期都已具备。殖民地缅甸的社会阶级结构和社会基本矛盾,也在这一时期完全形成。

殖民地经济的迅速发展,是这一时期缅甸历史发展的引人注目的特点。在这32年中,缅甸的铁路里程,从500公里扩展到2500公里,水稻种植面积从400万英亩增加到800万英亩,稻米产量从不到200万吨提高到400万吨。大米输出一直居世界首位,输出量从约90万吨增加到200万吨。石油产量从1888年前不到200万加仑,增加到2.09亿加仑,增长了100余倍。锌、铅、锡、银等矿的大规模开采也发展极快。到这一时期的末期,缅甸已成为亚洲最重要的矿产区之一。在对外贸易方面,进出口总值1886年约1.5亿卢比,到1915年已达5.6亿卢比。仰光港成为英属印度仅次于加尔各答和孟买的第三大港。英属印度石油产量的三分之二,大米产量的15%.森林面积的25%,都依靠这个人口占4%、面积只占13%的缅甸省。因此,缅甸被一些英国人称为“大英帝国的印度王冠上的最光辉夺目的珍珠。”

但是,这是一个在外国殖民统治下的病态发展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传统社会的瓦解,并不是由于本国新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而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疯狂的侵入;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状态的恶化,并不是由于本国资本主义疯狂的原始积累,而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垄断市场和高利贷的盘剥;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给人民带来相应的福利,对外贸易的发展并没有成为技术进步的推进器,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带来资本主义的文化繁荣。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几乎都被殖民主义者和外来的资本家、高利贷者攫取,不发达、病态、畸形的印记,却打在缅甸社会发展史上。

1886-1917年间,殖民地缅甸新的社会阶级关系逐步形成。新的社会阶级的不成熟性,决定了缅甸早期民族主义运动的特点。

殖民地缅甸的统治集团,是英国殖民主义者。他们主要代表英国垄断资本家、印度齐智人高利贷者和为数不多的缅甸买办的利益,依靠军队、警察、监狱等组成的国家机器,维护殖民统治秩序,保护外国资本家、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在广大农村地区,村头人成为殖民统治的工具,而在少数民族地区,殖民主义者利用当地民族上层进行统治。在殖民地行政机构中,县以上的官员仍然以英国人为主,但缅甸人在谬屋以下的基层官员中占了绝大多数。

缅甸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一时期末已初步形成。他们经营的企业已在300家以上,但大部分都是碾米厂。绝大部分缅甸人的企业规模都很小,在50人以下。这个阶级的一部分人,系从地主、商人、高利贷者、政府官员和律师转化而来,相当大的一部分还一身二任。从事法律事务、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知识分子,也可以看作是这个阶级的一部分。

从民族成分看,缅甸民族资产阶级几乎全由缅族人组成。总起来看,这个阶级在经济上极为弱小,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没有形成本阶级的较为明确的和完整的思想理论,没有自己的有声望的政治领袖和思想家,理论家。刚刚开始形成的缅甸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弱点,使得它还不可能作为一个自在的阶级,来领导缅甸的民族解放运动。

1921年在20人以上的碾米厂的17239名工人中,仅有2511名是缅甸人。据1921年的调查,在缅甸10人以上的工厂中,印度人在熟练工人中占55%,在非熟练工人中占73%,缅甸人所占的比例分别是37%和23%。而且,印度工人集中在缅甸沿海较大的城市和较大的企业中。其次,工人队伍缺乏稳定性,不仅碾米业工人许多只是季节性的工人,而且在码头、矿山等部门,非熟练工人的流动性也很大。第三,缅甸籍的工人,不久前才从农民队伍中分离出来,较多地保留着农民小生产者的特点。而印度籍的工人,往往由同一个家族、种姓、地区的人员,组成大大小小的团体。第四,无论是缅甸籍工人还是印度籍工人,文化程度都很低,深受宗教影响。缅甸籍工人受佛教影响,印度籍工人受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影响。由于上述这些特点,20世纪初缅甸工人阶级组织性很差,觉悟程度较低,还没有统一的组织和公认的领袖,甚至纯粹以经济斗争为目的的工会组织也很少建立。因此,缅甸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比缅甸资产阶级更为不成熟,还不可能在社会政治运动中发挥很大的作用。

在农村,这一时期土地私有制已经确立。两种土地私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并存,但总的趋势是地主土地所有制不断扩大,特别是在下缅甸。下缅甸的地主特别是大地主,有相当一部分是齐智人高利贷者,他们是殖民政权的忠实支持者。上下缅甸的缅甸籍地主,不少是乡村头人,他们是殖民统治的工具。但是,作为缅甸人,也有自己的民族感情。另有一部分地主,兼营工商业,有些还受过一些近代教育,有较强的民族意识,对殖民政权较为不满,但他们的影响往往只是地方性的。

在农村被剥削的阶级中,自耕农的状况虽已开始恶化,但还没有达到很严重的程度。佃农所受的剥削和压迫,相比起来就要沉重得多,从1885/1886年度到1905/1906年度,地租上涨了1.5倍。但这一时期佃农还不是下缅甸农民队伍的主体。一些佃农虽然进行了反抗斗争,但还不是有组织的,而且所采用的方式往往只是消极的个人反抗。无论是自耕农还是佃农,都摆脱不了农村小生产者的狭隘性和局限性,没有近代的政治意识,缺乏组织性,因此,他们不能胜利地从事独立的运动。

从1886-1917年,缅甸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经历了从旧式的爱国主义到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近代型的知识分子的出现,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英国1885年兼并缅甸后,缅甸各民族就进行了顽强的反抗。这种反抗表现了缅甸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是,它还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运动。到20世纪初,殖民地缅甸的大部分地区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近代意义上的缅甸民族开始形成,新的社会阶级力量开始出现。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不可避免了。但是,20世纪初缅甸社会各阶级的状况表明,无论是刚在形成过程中的民族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还没有认识到本阶级的地位,作用和使命,没有能从本阶级的利益和需要出发,提出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争取本民族独立的主张和纲领。在这种情况下,为数不多的受过近代教育的知识分子对于缅甸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反映出它的软弱性。

直到20世纪初,缅甸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仍然为数不多。殖民地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的落后,是英国殖民统治政策的直接后果,因为英国在缅甸发展西式教育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发展殖民地经济和文化,而是为了培养殖民统治所需要的公务员、办事员和下层官员。因此,尽管西方式的近代教育体系在20世纪初已初步形成,但受近代教育的人却不多,高等教育尤为落后。在当时已经具有l000多万人口的缅甸,只有政府开办的仰光学院和教会的贾德逊学院两所高等学校,1913/1914年度,这两所学院在校学生人数才453人,还不到总人口的二万分之一。直到1920年,缅甸大部分的科技人员,几乎都是英国人和印度人。为数寥寥的农业机械师、化学家、植物学家,没有一个是缅甸人。在建筑、道路、桥梁、灌溉等部门的副工程师以上的技术人员共151人,只有13个缅甸人。在林业部门的126个技术管理人员中,也只有14个缅甸人。在邮电部门中,’所有的技术人员都是外籍人。只是在教育和法律部门,缅甸人知识分子才较为集中一些。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教师,大部分是缅甸人。法官和律师,也以缅甸人为多。1919年,缅甸645名刑事法官和律师中,只有118名是欧洲人。

人数不多的近代型缅甸知识分子,大多数出身地主、资本家和下层官员,与工人、农民缺乏联系。他们大部分在缅甸主要在仰光受教育,只有一小部分在印度读大学,或到英国留过学。他们虽然受到一些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观念的影响。但是,主要是由于殖民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落后,也由于他们自身地位和职业等方面的限制,他们中很少有人醉心于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理论。传统的小乘佛教思想和理论,则对他们仍然有很深的影响。因此,他们往往把西方式的平等观念与佛教思想揉合在一起,朦胧地表达了他们要求缅甸人在社会和教育方面与英国人享有平等权利的意向。而在当时缅甸人民的近代意识和政治觉悟还微弱的情况下,在人民群众中有着根深蒂固影响的佛教,更能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因此,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缅甸知识分子以复兴佛教为旗帜,开始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活动。

1897年7月,在缅甸故都曼德勒出现了第一个由世俗知识分子建立的研究佛教的组织“曼德勒佛教复兴会”。大约与此同时,敏养也出现了一个佛教研究会,后来加入了曼德勒佛教复兴会。1899年在毛淡棉,1902年在阿拉干,相继出现了类似的组织。1904年,仰光学院佛学会成立,从英国留学回缅甸的青年律师吴梅翁、登貌和貌布(后来的吴布)等都参加了协会。在各地雨后春笋般地出现的地方佛教研究会活动的基础上,1906年在仰光成立了缅甸全国性的知识分子组织“佛教青年会”。它的宗旨是,“促进民族语言、佛教精神和教育”。“佛教青年会”的核心成员,是受过近代西方式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其会员中有青年教师、学生、殖民地行政机构中的缅甸人职员、退休官员、商人、经纪人等。1909年,佛教青年会编辑出版了英文周刊《缅甸人》和缅文、英文、巴利文月刊《巴利人》。1910年4月20日在仰光举行佛教青年首届全缅会议时,“协会“成员已达346人,建立了22个分会,遍布缅甸各主要城市。这次会议决定成立“佛教青年会总会”,指导各地的运动。

与传统的爱国主义者不同,“佛教青年会”本质上是缅甸近代社会和西方资本主义影响的产物。它的一些成员已经认识到:缅  甸人只有吸取西方文明并使之适应缅甸人的需要、民族特点和生活习惯,才能回答西方的挑战。它首次表明了要把西方文明与缅甸文化结合起来以解决缅甸砷临的问题的意向,尽管这种意向还没有表现为明确的和具体的主张。

“佛教青年会”一开始并不是一个政治组织。“协会”的纲领只是说,他们“坚定的目标是,对于不是佛教青年会份内的事,我们决不插手。佛教青年会的任务大体上涉及缅甸佛教徒在宗教、社会地位和教育方面的福利”。但是,协会将“主要致力于对我省青年进行应有的指导。因此,我们希望得到所有关心保护缅甸的民族性的人的完全支持”。当时佛教青年会所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佛教问题,诸如入寺仪式、婚丧嫁娶仪式、宗教供奉、良好的个人行为、为佛教学校提供经济上的资助等等。1908年协会创办《缅甸佛教徒》报,主要也是起宣传佛教的作用。到1911年协会成员巴佩和拉佩创办第一张全国性缅文报纸《太阳报》时,才提出缅甸民族主义在社会、经济等方面的要求。吴巴佩提出了要由缅甸人担任殖民政府中一些重要职务,如土地登记部、移民部的官员和副专员。这些职务过去几乎全部由英国人垄断。1915年,协会向殖民地政府请愿,要求鼓励缅甸人制盐。1916年,协会在“脱鞋问题”上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协会成员、来自卑谬的青年律师吴登貌向佛教青年会的50个分会提出,外国人进入缅甸寺塔,必须尊重缅甸人的习惯,象缅甸人一样脱掉鞋子。这个建议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同年,全缅佛教徒代表在仰光朱比利教堂召开大会,要求殖民地政府在法律上对此作出明确规定。脱鞋问题一时成为缅甸的热门话题,激起了缅甸人民的民族感情。

佛教青年会尽管在宗教、社会、经济等方面越来越鲜明地表达了它的民族主义倾向,但它毕竟只是一个人数不多的青年知识分子组织,在政治上极为软弱。协会一再表示,它忠于英国国王,感谢英国在缅甸的统治所带来的进步。协会大小会议所唱的会歌,就是“佛佑我主”,与基督教教会的“主佑我王”,不过是反映宗教信仰不同的一字之差。在1915年举行的佛教青年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协会领导人在讲话中仍表示忠诚于英国国王,感谢殖民地政府的恩赐。在1917年举行的佛教青年会毛淡棉会议上,协会主席仍然宣称,“我们来自各地的佛教青年会代表都是女王陛下的忠实的臣民。我们讲英语,享受一种特权,一种荣誉。我们是绅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佛教青年会领导人表示完全支持英国。

佛教青年会是缅甸第一个近代民族主义组织。尽管协会有着严重的局限性,在政治上尤为软弱,但是,它的活动却是近代缅甸民族主义运动的开端。协会荟萃了20世纪初缅甸知识分子的精英,致力于维护缅甸人民在宗教、教育、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应有权利,唤起了缅甸人民的民族觉醒,在组织上和思想上为20年代缅甸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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