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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1920 ~ 1931

在“佛教青年会”的第一个十年中,它所领导的活动仅局限于宗教和文化、教育等方面,只是偶尔涉及到要求殖民地政府鼓励缅甸人制盐之类的经济问题。但是,20世纪初缅甸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事件,促使缅甸人民的政治觉醒和缅甸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政治运动的兴起。

首先,世界特别是东亚地区的政治发展,对缅甸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有着不小的影响。1905年的日俄战争虽然是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但一些缅甸人却从民族、种族的角度去看待日本在这次战争中的胜利,认为亚洲民族也可以打败欧洲列强。1911年中国的辛亥革命,给予缅甸先进分子更大的影响。缅甸杰出的僧侣爱国主义者吴欧德马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就有过直接的交往。旅缅华侨在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宣传与活动,也影响了缅甸人民。印度国大党领导的争取印度自治的斗争,在缅甸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

其次,在缅甸国内,越来越多的受过近代教育的青年加入佛教青年会,其中一些人具有激进的政治意识,开始从政治上考虑缅甸的地位和缅甸人民的政治要求。这就使得这个组织的内部在酝酿着重大的变化。

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在1914-1918年间,英帝国主义把缅甸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缅甸人中组建了三队工兵、四个步兵营、一支来福枪队、两支劳工队和一些运输队,把他们派往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和欧洲等地,为英国人服役。这在客观上使得大批缅甸人增加了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同时,在缅甸国内,英帝国主义放松了对缅甸民族资本的压迫,民族工业得到较快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所增强。战争使得米价下跌,工业用品价格上涨,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状况恶化,又加深了缅甸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憎恨。

因为这些因素使得佛教青年会所领导的活动,在短短的几年内发生急剧的变化,迅速发展成为有政治斗争意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并在1920年导致了“缅甸人民团体总会”的建立。

佛教青年会在1917年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转向从事政治活动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会议在少壮派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决定派代表团去印度见英国的印度事务大臣蒙塔古,提出在缅甸进行政治改革的要求。大会要求殖民地政府制定出防止土地落入外国人手中的法律,并通过决议,要求取消不是由选民产生、不代表民意的三位缅甸人的立法会议委员资格,并对铁路上设立专门为欧洲人服务的车厢的做法表示抗议。这些要求的提出,表明佛教青年会已由一个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超政治”的宗教和文化团体,转变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治性组织。

但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却无视佛教青年会“五大”提出的政治要求,低估了缅甸人民的政治觉悟,认为缅甸“一切都平静”。英印殖民地政府1917年8月在被迫向印度人民作出战争结束后将逐步在印度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的许诺时,却只字不提缅甸。1917年底英国议会代表团到印度巡视,也不去缅甸。1918年英国议会提出在印度进行改革的方案,即《蒙塔古一蔡姆斯福特报告》则公然把缅甸排除于殖民地行政改革之外,并声称其理由是“缅甸不是印度,它的人民是另一个种族,处于另一个政治发展阶段,它的问题和印度完全不同”。因此,“缅甸的政治发展问题,要留待将来另作考虑”。1919年英国国会通过的《印度政府组织法》,正式把缅甸排除在殖民地行政改革之外。

英帝国主义在1918年抛出了“克拉克多计划”,作为对佛教青年会代表团所提出的要求的答复。这个计划是由1918年出任缅甸省督的英国官员克拉克多亲自炮制的。“克拉克多计划”借口缅甸缺乏自治政府的经验和缅甸人普遍缺乏较高的教育方面的训练,顽固地反对把在印度进行的改革扩大到缅甸,规定在缅甸的行政改革中不进行直接选举,选民有许多财产和社会地位上的规定,实际上主要由殖民地政府基层官员和村长充任。

佛教青年会在少壮派首领的领导下,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克拉克多计划”。1919年5月,协会在仰光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号召缅甸人民拒绝“克拉克多计划”。会后,协会派出由吴巴佩、吴布和吴登貌等人组成的代表团,直接前往英国伦敦,要求把在印度进行的改革扩大到缅甸。1919年8月,佛教青年会和新成立的“争取缅甸改革同盟”在仰光召开大会,讨论缅甸的改革,谴责“克拉克多计划”,强调缅甸人民和印度人民之间长期的在政治上的联系,要求在缅甸实行在英属印度的主要省份进行的改革。

赴伦敦的佛教青年会代表团在英国八个月,却没有取得任何直接的结果。英帝国主义的顽固态度激怒了缅甸人民。在缅甸国内,反英情绪日趋高涨,越来越多的居民阶层卷入了政治斗争。僧侣在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的杰出领袖,是1918年回国的吴欧德马高僧。这位高僧曾到过印度、日本等地,与印度国大党一些领导人有密切的交往。1910年在日本结识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两人曾就推翻清王朝和驱逐英国殖民主义者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讨论。吴欧德马一回到缅甸,就积极支持佛教青年会中的激进派,并亲自建立了佛教僧侣的政治组织—僧伽团体总会。正如宗教问题(脱鞋进寺塔问题)成为第一个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问题,佛教领导人吴欧德马成为第一个在缅甸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巨大威信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广大僧侣参加到反英政治斗争中去,又带动了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甚至一些农村地主,这就使得反英斗争具有更广泛的群众性。佛教青年会这样一个主要由青年知识分子参加的组织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政治斗争的需要了。

1920年9月,在缅甸中部卑谬举行的全缅佛教青年会年会上,代表们决定把佛教青年会改名为“缅甸人民团体总会”。佛教青年会的少壮派领袖吴漆莱和吴巴佩分别当选为总会的正副主席。总会的总部设在仰光,全国各地设分部。

正当缅甸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一个新时期之时,缅甸的大中学生卷入到反英斗争的浪潮中来,表现出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特有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朝气蓬勃的精神,成为缅甸人民反帝斗争中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

1920年,仰光大学学生发起的大学生抵制运动,是近代缅甸学生运动的开端。它迅速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的爱国主义运动。仰光大学学生抵制运动的导火线,是殖民地政府在1920年8月通过的《仰光大学条例》。1920年8月以前,缅甸没有自己的大学,只有政府开设的仰光学院和私立的贾德逊学院,培养学生报考国外的大学。1920年,缅甸立法会议通过决议,把仰光学院和贾德逊学院合并为仰光大学,并在同年8月颁布了《1920年仰光大学条例》。条例中的许多规定,都不利于缅甸青年进入大学。如条例规定仰光大学为一所寄宿生大学(这样必然增加学生的费用),入学的学生必须掌握流利的英语,否则须经过一年补习(不利于以缅语为母语的学生进入大学),取得学位需要至少三年(缅甸学生感到太长)等。大学委员会成员由政府高级官员担任,更激起学生的不满。

《1920年仰光大学条例》的这些规定,伤害了缅甸学生的民族感情和切身利益,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反对。1920年12月3日,一些有爱国思想的仰光大学学生在著名的瑞大光宝塔开会,决定采取行动,反对殖民主义性质的《仰光大学条例》。次日,以吴巴宇为主席的抵制《1920年仰光大学条例》委员会宣告成立。12月8日,抵制委员会发表《告缅甸人民书》。《告缅甸人民书》是缅甸近代史上第一份具有明确的反帝主张的爱国主义文件,它从政治高度分析了《仰光大学条例》,揭露它“不过是政府炮制的束缚(缅甸)这个民族的工具”。《告缅甸人民书》称大学生是“人民的核心”,表示学生要“坚决粉碎这个《条例》”,指出“只有缅甸青年的自傲、坚定的立场,以及缅甸人民全心全意的合作,才能拯救这个民族”。《告缅甸人民书》明确地提出了反对殖民主义的奴化教育,指出缅甸人民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国民学校,“在那里,在(缅甸)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儿女就可以得到最适合于他们的教育”。同日发表的《仰光大学抵制大学条例鼓动口号》也尖锐地指出,“现在的这个条例只会毁坏大学教育,恶化这个民族及其民族自尊的一般状况”

1920年12月17日,抵制委员会向缅甸省督递交了请愿书,要求取消寄宿制度和把流利的英语作为入学条件的规定,缩短取得学位的时间,并重新考虑校务委员会的人选。学生们在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后,就开始了罢课斗争。罢课浪潮迅速波及到整个缅甸,政府办的学校陷于瘫痪。同时大学生和一些社会人士开始创办“国民学校”。1920年12月20日,在仰光建立了第一所国民高等学校。此后,国民学校在曼德勒、勃固、仁安羌等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国民学校中主要开设缅语、文学和历史课。有些国民学校宣传发展缅甸传统的手工业.拒绝使用舶来商品,展开了抵制洋货的运动。

缅甸大学生发起的抵制《1920年仰光大学条例》和开展国民教育的运动,得到了缅甸人民团体总会的一些领导人和广大市民的支持,在全国发生了广泛的影响.仰光大学当局后来也不得不作了某些让步,到1922年允许走读生入仰光大学。

1920年的缅甸学生运动表明,在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力量都很弱小的殖民地缅甸,大中学生是缅甸民族解放运动中一支很有能量的生力军。这次运动极大地唤起缅甸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在缅甸近代史上有重要的地位。这次运动也是缅甸学生第一次卷入政治斗争中,为后来缅甸学生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作了首次演习。同时,这次运动也反映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参加运动的学生的主要的思想倾向,即使在国民教育运动中,首先强调的是民族和传统,而不是科学和民主。这种情况,是很不同于在中国爆发的“五四”运动的。在完全殖民地化的缅甸,缅甸民族完全丧失了政治、经济地位,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主要考虑的是恢复缅甸人民作为这个国家的主人地位。这一特点不仅对缅甸民族解放斗争,而且对独立后缅甸的发展道路,都有深刻的影响。

随着工人队伍的发展和壮大,工人运动的兴起是不可避免的。缅甸工人阶级尽管有着种种弱点,但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已有了一支不下10万人的队伍,而且较为集中在碾米业、运输业和矿业等部门工人的利益毫无保障,劳动条件恶劣,实际工资下降,迫使工人自发地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印度工人和在缅甸的外国工人的经济斗争,也给予缅甸工人阶级以直接的影响和启示。1916年,“缅甸石油公司’’所雇佣的美国钻工罢工,就曾影响了油田的缅甸籍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有组织的缅甸工人运动开始兴起。

早期缅甸工人运动还只是经济性质的斗争。1918年8月,仰光的印度籍码头工人举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罢工,要求增加一倍工资。罢工使得仰光港陷于瘫痪,迫使资本家给码头工人增加25%的工资。1919年,仁安羌缅甸石油公司的缅籍工人和职员举行历史上首次由缅甸籍工人参加的大规模的罢工。

20年代初,缅甸频频发生较大规模的工人罢工斗争。1920年5月,仰光的印度籍码头工人为了反对港务局的专横和包工头的盘剥,举行罢工。罢工虽然得到印度籍人力车夫的支持,却以失败而告终。同年12月,沙帘炼油厂8000工人罢工,一直持续到1920年4月。殖民地政府不得不出面调解,使资方被迫同意增加10%的工资。

缅甸工人在为争取改善自身经济地位的斗争中,产生了在更大范围内联合起来的愿望。1920年,在缅甸的印度籍工人成立“缅甸工人协会”,有会员7000多人,但是,“协会”的领导权却被资本家篡夺。1921年,仁安羌的缅甸籍工人和印度籍工人一起,秘密成立了缅甸工人联合会。1923年,缅甸工人联合会领导了有4000多人参加的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条件,给予居住房屋。这次罢工遭到失败,工会领袖吴妙纽、吴巴提被开除,并被驱逐出油田。

在整个20年代,缅甸工人的罢工斗争时有发生,有些规模也不小,但始终没有超出经济斗争的范围。较大规模的几次斗争是:1925年伊洛瓦底江轮船公司3000多名工人罢工;1926年仁安羌油田2000多名工人罢工,坚持了45天。并焚烧了一些油井,资方被迫作出让步,同意缅甸籍工人每年有10天参加佛教节日活动而不扣工资。

早在1916-1918年,上下缅甸的农民,就自发地起来较为广泛地开展了拒交“户口税”和“人头税”的斗争,使得殖民地政府难以在许多村寨征收到原定数额的税款。1920年“缅甸人民团体总会”的建立,使得各地的农民有了全国性的领导机构。自发的、彼此之间没有联系的抗税斗争,逐渐转化为有组织的斗争。1921-1922年,“总会”在各地农村建立了许多“温达努协会”(意即“民族协会”)。“温达努协会”的公开活动是组织农民反对官员贪污、禁止饮酒和防偷防盗。但是,不少“温达努”协会违背“总会”温和的领袖们的意图,组织农民进行抗税斗争,抵制殖民地法院和乡村政权。有组织的农民斗争,使得殖民政权感到惊惶不安。

还有些农民,采取了更为激烈的手段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他们成立了各种秘密团体,如“不合作协会”等,袭击和杀死那些死心塌地为殖民政权效劳的村长,毁坏庄稼,杀死牲畜。他们的斗争,显示出一部分农民在毫无出路的情况下用暴力进行反抗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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