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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资本的垄断地位

1918 ~ 1941

外国资本在缅甸的垄断地位和对缅甸经济的全面控制,是殖民地缅甸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在缅甸经济的每一个部门,无论是工业、矿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和贸易业中,外国资本都占明显的统治地位。在农业中,借贷资本被印度齐智人高利贷者所控制。“甚至在首都仰光,也没有一家银行、保险公司、船舶公司、制造工厂和进出口公司是缅甸人所拥有或经营的”。但是,就外国资本的投资量来说,缅甸在当时东南亚地区并不占有突出的地位。1939年在缅甸的外国投资估计为2.25亿美元,仅有荷属东印度(印尼)22.64亿美元(1937年)的十分之一,也排在英属马来亚(4.35亿美元)、法属印支(3.84亿美元)、美属菲律宾(3.76亿美元)的后面,仅比还保持独立的泰国(1.24亿美元)高。

外国在缅甸最大的投资部门,是石油业,总投资量约1600万英镑。其次是金属、宝石矿开采,约1500万英镑。交通运输业方面的投资属于第三位,约600万英镑。银行、贸易和制造业方面(不包括锯木业)的投资只居第四位,共550万英镑。柚木采伐和锯木方面的投资,不下350万英镑,居第五位。在种植业方面的投资最少,大约120万英镑,主要投资于橡胶园和茶园。全部外国资本合计为4720万英镑(相当于2.25亿美元)。在上述所有外国资本中,英国资本占90%。也就是说,缅甸的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和金融、贸易业,基本上由英国独占。在农村,齐智人的高利贷资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达5亿卢比,相当4000万英镑。

外国资本在缅甸经济的各个部门都占居统治地位,说明资本输出已经成为帝国主义进一步剥削缅甸人民和控制缅甸经济命脉的重要手段。缅甸经济的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了。外国资本在各个经济部门而不是在某些最重要部门占居绝对的优势地位,这是殖民地缅甸经济不同于其他有些殖民地国家如英属印度和独立国家(如泰国)的一个重要特点。外国资本的这种垄断地位,在经济上极大地压抑了缅甸民族工业的发展,并使得缅甸农业在30年代后逐步萎缩,从而加深了英帝国主义和印度齐智人高利贷者与广大缅甸人民的矛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外国资本全面控制工矿业、交通运输业、金融和商业的同时,缅甸农村的土地问题日趋严重。地主土地所有制到30年代后发展成为下缅甸的主要的土地所有制。印度齐智人高利贷者占有大量的土地,成为这一时期缅甸农业关系中最为突出的现象。

下缅甸以水稻为主的农业经济,一开始就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商品型的稻作业的发展,广大农民越来越深地陷入对市场经济的依赖之中。进入20世纪后,由于殖民地政府对农民剥削的加重,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价格的上涨、高利贷的盘剥以及大米市场价格的波动和下跌,越来越多的自耕农入不敷出,负债累累,最后被迫用土地抵押,从而使土地越来越集中到地主、高利贷者手中。30年代的经济危机,使得缅甸农产品价格大跌,广大农民受到沉重的打击,加速了自耕农的破产和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土地问题已成为当时殖民地缅甸社会中的一个最为严重的问题。

自耕农丧失土地和农民状况恶化的原因包括:殖民地政府对农民剥削的加重,工业用品价格上涨,米价下跌,高利贷剥削。

由于这几个方面的原因,缅甸特别是下缅甸农民丧失土地的速度,在进入20世纪以后一直在加快,而在30年代经济危机后以空前的速度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整个缅甸而言,地主所有制还只是处于开始形成的阶段。即使在下缅甸,“非耕作者”所占有的土地也不过18%。但此后地主所有制较快地发展起来。到1927年,下缅甸“非耕作者”占有的土地占27.5%,到1930年又增加到31%。在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之后,1936年下缅甸已有47.7%、上缅甸有14.2%的土地落入“非耕作者”手中。有的大地主占有数万英亩的土地,如兴实达吴妙和勃固吴盛温都占有3万英亩以上的土地。

实际上,地主占有的土地,要大大高于统计的数字。因为按殖民当局的统计,仅把当时农户和占有土地的户口简单地划分为“耕作者”和“非耕作者”。所谓“非耕作者”固然是指不从事农业劳动的地主,“耕作者”却并非都是自耕农,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是地主。有的学者早已指出,“耕作者”,这个名词并没有严格的定义,许多拥有土地的缅甸人虽然在城里居住和工作,但在登记时仍然算作“耕作者”。“上缅甸的许多地主,即使将土地租给佃户,他们仍然是“耕作者”。估计1940年下缅甸地主占有的土地大约在60-80%。

缅甸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在籍的地主占有大量的土地。所谓不在籍地主,就是不居住在农村而占有大片土地的地主。他们住在城市或城镇中,从事商业、高利贷和土地投机,以高利贷为主要手段,剥削农民,取得农民被迫抵押或出售的土地。这些不在籍地主中,哜智人高利贷者占了大多数。进入20世纪之后,缅甸农民丧失的土地,主要落入他们手中。从1915年到1937年,仅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区,就有将近260万英亩的土地落入高利贷者手中。从1930-1937年,如果说原来的非高利贷地主拥有的耕地总共增加了5%的话,那么,高利贷者拥有的土地增加了330%。高利贷资本和土地资本紧密地结合以及外国高利贷者占有大量土地,成为缅甸农业关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仅据殖民地政府有关部门统计,到1937年,齐智人占有的土地共达244万英亩,为下缅甸全部耕地的四分之一,下缅甸地主占有土地的一半。印度齐智人高利贷者占有大量土地,又使得缅甸农村的阶级关系,具有民族矛盾的性质。齐智人被认为是“缅甸的第一号公敌”。

土地日益集中在地主、高利贷者手中的过程,就是剥夺农民小生产者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的过程。越来越多的缅甸自耕农丧失土地,沦为佃农或农业工人。1921年,缅甸自耕农在农业人口中占一半,到1931年仅占31.2%。到30年代后期,在下缅甸一些县中自耕农在农业人口中的比例,已下降到20%以下。

缅甸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主要是依靠高利贷者建立起来的,高利贷资本与土地资本紧密地结合以及土地所有者不经营土地,对缅甸农业经济的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20年代以后,缅甸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使得土地问题日益严,农民状况日益恶化,社会不稳定因素有增无已,犯罪率急剧上升。1930-1932年,缅甸爱国者萨耶山领导的农民起义,席卷了下缅甸大部分农村地区,影响到上缅甸,直接危及殖民统治。

缅甸农村的剧烈变化和动荡的根源,主要就在于土地问题日益严重。殖民政权中的一些人从巩固他们的统治出发,不得不正视这一现实。但是,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高利贷者,又是殖民地政府在农村的统治基础和依靠力量。殖民主义者既想制止土地问题的继续恶化,稳定佃农以免危及他们的统治,又要保护地主、高利贷者的利益,求得他们的支持,就只能作一些点滴的、枝节的、而且往往只是形式上的改良。1927年,殖民地立法会议中的有些成员曾提出《缅甸农业法案》,它的主要内容是:小佃农可租种30英亩的土地,租期7年。但是,地主高利贷者集团及其支持者在立法会议中占了多数席位,轻而易举地否决了这个法案。萨耶山起义后,殖民地政府中的一些官员迫于形势,不得不提出“重新审查农业立法问题”,同样遭到否决。1932年,殖民地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声称其目的是研究保护土地和农产品免于被强行购买的问题,但并没有提出过什么具体方案。1931年殖民地立法会议通过《农业贷款法案》,规定1931—1932年向农民提供460万卢比的低息贷款,贷息为6.25%。这不过是杯水车薪,并不能解决严重的高利贷问题。1936年虽然通过了《缅甸农民债务解决法》,但这个法案也不过是一纸空文,并没有实施。

1937年印缅分治后,缅甸人部长组成的殖民地政府也作了些努力,试图通过立法,缓解土地问题。殖民地政府在1937年设立了“农业土地委员会”,1938年颁布《租佃条例》(1939年正式成为法律),1939年通过《土地租让条例》,但这些条例实际上都没有起任何作用。缅甸根深蒂固的土地问题,已不是由殖民主义者控制的、代表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殖民地政府的立法所能解决得了的。

1941年,殖民地政府又通过《土地购买法》,规定由政府购买齐智人高利贷的土地和其他土地,然后再由殖民地政府卖给或出租给农民。同年通过日本入侵前的最后一个法案:《借贷条例》,规定了登记高利贷者、调查高利贷账目、把借贷利息限制在年息18%以内。但是,1942年1月日本入侵缅甸,这两个法案都没有付诸实施。缅甸严重的土地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它作为英国殖民统治的一份遗产,到1948年留给了独立的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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