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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的各地区

1826 ~ 1852

第一次英缅战争结束后,英国在丹那沙林和阿拉干建立起殖民统治。丹那沙林直属英印政府,行政官员来自槟榔屿。1834年以后,丹那沙林转由英属印度孟加拉地方政府管辖。阿拉干则一直属英属孟加拉的吉大港专员管辖。

丹那沙林的首任专员是A-D.梅吉。梅吉效法莱佛士在爪哇和新加坡的做法,建立起殖民统治制度。在行政上,政治、军事、法律、税收等方面的大权,都由专员独揽。丹那沙林省被划分为三个县,每县设一个助理专员,由英国人担任,负责当地的行政、司法和税收。梅吉尽量吸收当地上层特别是谬都纪为政府官员,负责税收和警察事务。官员的薪水,由殖民地政府发给。谬都纪的月薪为300卢比。负责村寨税收和治安的头人月薪为25卢比到100卢比不等。

梅吉试图在丹那沙林实行货币地租,但是,这并不适用于当地很少商品交换的自给自足的落后经济。由于很难收到规定的货币地租额,当局只得恢复传统的实物地租。1834年以后,土地税增加到占收获量的20%,而过去只占10%。

为了便于殖民统治,殖民当局强迫当地居民筑路。当局强令当地居民轮流服劳役,引起了村民的反抗。采取出钱雇工的办法,也很难招引当地居民,因为他们已习惯于传统的生活方式。于是,当局只得从印度运来犯人和契约劳工,修筑公路。后来,这些印度人有一部分定居丹那沙林,成为当地最早的近代外侨。

英国占领之初,丹那沙林地广人稀,殖民当局采取了吸引移民的政策。1834年,有数百名中国人从槟榔屿移居丹那沙林。他们主要住在土瓦和毛淡棉,大多数成为商人和手工业者。有些人娶当地的妇女为妻。这是较早定居缅甸丹那沙林地区的华侨。

英国殖民主义者在阿拉于采取了与在丹那沙林不同的统治方式,把在英属孟加拉实行的殖民统治制度移植到了那里。阿拉干谬都纪的地位每况愈下,已降为类似于印度的柴明达尔。到1829年,殖民当局干脆取消了谬都纪的世袭制度,以地域为基础,重新划分行政区域。过去的谬都纪丧失了原来的统治基础,逐步成为英印政府的带薪的办事员。

阿拉干殖民当局也采取了吸收移民的政策。由于地理上接近的原因,大批孟加拉穆斯林涌入阿拉干。他们主要居住在城市里。据1836年到过实兑的一个美国人的记载,当时该城的约8000居民中,有许多来自孟加拉的穆斯林,佛教僧侣仅20-30人。

无论在丹那沙林还是在阿拉干,英国的殖民统治都引起了当地居民的反抗。在阿拉干,由于殖民当局剥夺了世袭谬都纪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力,他们也加入到甚至领导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1829年和1836年,在阿拉干先后两次爆发驱逐英国殖民主义者的起义,但相继被镇压下去。

在1826-1852年这一段时间内,丹那沙林和阿拉干殖民当局的主要力量,都用于镇压当地居民的反抗、维持殖民统治力量。在经济方面,很少有什么作为。这两个地区的经济,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农业,但是,海路贸易和造船业有了较大的发展,成为最为引人注目的经济现象。

英国在统治阿拉干和丹那沙林后,就取消了对大米输出的禁令,实行自由贸易。实兑、毛淡棉等沿海城市都成为自由港,主要输出大米和柚木。实兑一地在1840年到岸和离岸的船只就达709艘,1845年以后每年输出大米7万吨以上,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输出大米的港口之一。阿拉干的皎漂则以柚木贸易为主,每年输出柚木在10000吨以上。丹那沙林的毛淡棉也是输出柚木的大港。到19世纪50年代,殖民政府一年收取的柚木税就达20万卢比。以柚木税相当于柚木价值的15%计算,年输出柚木价值已不下于140万卢比。

英国商人在大肆掠夺缅甸的柚木资源的同时,还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和优质柚木,发展了造船业,毛淡棉成为重要的造船中心。从1834年到1852年,毛淡棉共造船达107艘,总吨位在30000吨以上。1841年造的“丹那沙林号”,排水量达到756吨。19世纪50年代初造的一些大木船,排水量超过1000吨。

随着大米、柚木贸易和造船业的发展,阿拉干和丹那沙林两地都出现了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碾米、锯木工场和造船工厂,但雇佣的工人主要是印度人。在上述港口城市,商业和手工业也有所发展,但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大多数是华侨和印度人。绝大多数缅甸人仍然从事农业。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虽然已经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但还是当地社会经济的主要部分。

为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殖民政府以当时英属印度的卢比作为当地的通行货币。1834年,当局又下令禁止贩卖奴隶。这些政策在客观上促进了当地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在缅甸历史上,从来还没有哪一次战争,像第一次英缅战争那样,如此沉重地打击了缅甸封建统治阶级。雍籍牙王朝的国王在10年前似乎还处在黄金时代,现在一下子进入了铁的时代。战败、割地、赔款,使得它从此一蹶不振。

但是,缅甸上层统治阶级并没有从这一沉重打击中清醒过来。他们仇视和憎恶侵略者,但是,并不了解侵略者及其生活的世界。他们仍象过去那样,不愿向外部世界学习。从1826年到1852年,雍籍牙王朝没有采取任何改革措施,这就使封建的缅甸继续处于落后、被动、挨打的地。战后缅甸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加重了。为了支付巨额赔款,政府增加了税收。官员乘机敲诈勒索,榨取民脂民膏。王后和她的弟弟孟屋积聚了大量财富。农民不堪忍受压迫,揭竿而起。1826年,南方农民就曾包围仰光,后来被镇压下去。30年代初,一支农民队伍甚至袭击了首都阿摩罗补罗。少数民族的反抗也此起彼伏,1838年爆发了孟族起义,1840年又有掸族和克伦族的反抗斗争。

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上层统治集团并没有能同舟共济,励精图治,更不用说变法维新了。相反,上层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权利的斗争加剧了。国王孟既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王后梅努和她的弟弟孟层亲王掌握着实权,处心积虑地想除掉孟既的弟弟礁拉瓦底亲王。1837年,礁拉瓦底带着随从离开首都,到达瑞冒,举兵反抗。孟既派兵镇压失败,被遭让位,并把孟屋及其同伙交给礁拉瓦底处置。1838年2月,礁拉瓦底登上王位,他就是孟坑王。

孟坑王即位后,迁都阿摩罗补罗,处死王嫂梅努、亲王孟屋、王侄良渊及追随他们的官员,被捕杀的不下200人。1845年又发生卑谬王太子谋反事件。谋反失败,卑谬王太子、西宫王妃妙格叻及其亲友,都被处死。上层统治集团互相残杀,使国内陷于混乱。孟坑王晚年患有精神病,死于1846年8月。他的儿子蒲甘敏杀掉有可能与他争夺王位的兄弟,登上国王的宝座。蒲甘敏治国无能,只顾寻欢作乐,把政务交给权臣鄂班达和貌宾。这两个人狼狈为奸,把持朝政,两年内死于他们之手的,就不下千人。他们还巧立名目,滥征苛捐杂税,搞得民怨沸腾。1849年,蒲甘敏被迫将他们交给首都居民处置,以平民愤。

蒲甘敏统治时期,封建的中央集权制日益丧失效能。中央政权只要求各地谬沙和谬都纪缴纳赋税,听凭地方官员为所欲为,缅甸国内处于纷乱之中。

尽管封建国家日趋贫弱,这一时期的缅甸国王仍然热衷于做功德,把大量的社会财富用于宗教性的事务。孟既王在实阶、阿摩罗补罗、曼德勒山等处广建寺院宝塔。孟坑王1841年南下仰光朝拜大金塔,一次就布施了3200缅斤(将近5000公斤)的黄金,打成金箔,贴满整个塔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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