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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缅甸社会的殖民地化

1853 ~ 1885

从1852年英国侵占下缅甸到1885年第三次英缅战争爆发,下缅甸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殖民地化和经济发展的迅速,在19世纪下半叶的东方殖民地中恐怕很难找出第二个例子。这是缅甸近代历史发展中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时期,如果从经济史的意义上进行研究更是如此。

(一)殖民地行政制度的建立及其特点

1852年英国侵占勃固省以后,任命亚瑟·潘尔为专员,进行殖民统治。当时勃固省直属英印政府,但丹那沙林和阿拉干则隶属于孟加拉地方政府。殖民占领之初,勃固省英国当局忙于镇压人民反抗,建立统治秩序,因此,英国在勃固省的殖民政策,不同于已建立起较为稳固的殖民统治的丹那沙林和阿拉干。但是,到1862年,英国在勃固省的殖民统治已经巩固,而勃固省正横在阿拉干和丹那沙林之间.三省地相连而行政上不统一,显然不利于殖民统治。因此,英印政府在1862年把勃固、丹那沙林和阿拉干三地合并为英属印度缅甸省,建立起直属英印政府的统一的行政机构。英属缅甸的殖民统治制度,主要采用了英国在阿拉干进行殖民统治所取得的经验。首任英属缅甸专员潘尔本人就长期在阿拉干的殖民地政府中担任行政官员。

英属缅甸的总面积约23万平方公里,首府设在仰光.1862年时人口还不到200万。首席专员是最高官员,一开始具有行政、警察、司法等多方面的大权,但是,没有立法大权。立法权属英印政府。1864年,设警察监督,1871年设司法专员,分别负责警察和司法方面的事务。首席专员的权力,逐步被限制在行政范围内。

首席专员之下,设三个专员,分驻勃固、丹那沙林和阿拉干这三个地区。每一地区有若干个县,共有20个县。每县设一副专员,兼有行政和司法权。县以下是城镇一级的行政单位,主要的官员是助理专员,副官称谬屋。一开始殖民政府任用当地有地位、有影响的缅甸人(往往是谬都纪)担任谬屋。在1861年前,勃固省的谬都纪在为殖民当局维持地方治安、征收赋税等方面起较大的作用,拥有较高的实权。1861年起,开始实行“警察法”,任命专职的警官(“洼刚”),剥夺了谬都纪在这方面的权力。正式设立英属缅甸省后,谬都纪的地位每况愈下。1870年以后,为了适应殖民地经济变化的需要,殖民政府开始实行通过考试选择城镇级的地方官员的制度。考试的科目有英语、税收事务知识和土地调查知识等。老一代的谬都纪,逐步被受过一些西方式教育的官僚、地主和商人子弟所取代。殖民当局通过这些措施,逐步削弱了世袭的谬都纪的权力、地位和作用,培植起一支完全听命于殖民政权、适应殖民统治需要的下层官僚队伍。

乡村一级的头人,由副专员任命,称为吉岱纪。他的主要任务是报告当地治安情况,负责税收事务,统计当地人口。在地方官员巡视农村时,由他负责提供食品、运输工具和民工。1884年以后,吉岱纪改为由当地村民选举产生。吉岱纪的助手是“刚”,即乡村警察。

英属缅甸国家机器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军队和警察。英国殖民主义者从占领勃固省的一天起,就开始考虑如何通过加强军队和警察的力量,强化殖民统治。早在1853年10月16日,大贺胥在给潘尔的信中就说,“在勃固不可能没有警察,在沿河各地配备炮船,将有力地对付强盗、。游击队、反抗者。……我认为这是不可缺少的,不必担心开支”。1853年11月,大贺胥又指示潘尔,“要在边境各通道、要塞,通往东吁、勃固、卑谬的公路沿线,连接东吁一锡唐河的水上交通线上,都配备警察力量”。由于殖民当局的重视,英属缅甸的军警力量不断加强。早在60年代,驻下缅甸的军队就超过5000人。1861年实施《警察法》之后,由邓肯少将担任警察总监。1880年,殖民当局又颁布《农村警察法》,提高警察的待遇,加强在农村地区的警察网的建设。到1883/84年度,英属缅甸的警察总人数已达7317人,平均450个居民就有一个警察;当年警务开支达142860英镑,占预算总额的9.3%。

英国在下缅甸的殖民统治,具有军事独裁的性质。1868年,全部英国官员的人数不超过50名,但他们掌握着当地几乎全部实权。首席专员、专员和副专员都由英国人担任,而且所有这些官员都不是来自印度文官处,而是来自军队。助理专员一半是军人。直到1885年.军人在副专员以上的官僚中仍占多数。殖民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维持“法律和秩序”。它同封建时代的缅甸政权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组织形式和行政效率上,它具有近代行政机构的性能。但是,作为殖民统治的工具,它并没有也不可能具有民主的性质。除了镇压当地居民的反抗、培植一部分地方上层人士及其子弟进入基层殖民政权机构、向当地居民征收名目繁多的税款,这些殖民地的行政机构与当地居民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它们与当地人民的对立性质,是非常清楚的。

英国在英属缅甸建立的这样一套行政制度,是外国资本主义同当地封建地方势力相结合并使封建地方势力完全屈从于殖民主义的产物。英国殖民主义者利用了缅甸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地方上层势力来为它的统治服务。同时又根据它自己的需要,对后者进行改造。因此,英属缅甸的行政制度,在一些方面又具有根本不同于缅甸封建行政制度的特点。首先,谬都纪从缅甸封建时代的世袭头人,变为殖民地政府的领薪的官员。其次,开始采用欧洲式的考试制度选用下层官吏。第三,市政委员会也是多少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机构。

(二)英国在英属缅甸的经济政策和措施

19世纪50年代,英国在本国已完成了工业革命,在东方则实际上统治了整个印度,在马来半岛地区也取得了一些殖民地。而它所夺得的下缅甸,在当时是人口稀少、土地肥沃的地区,不同于第一次英缅战争后取得的阿拉于和丹那沙林这两块沿海狭长的地带。因此,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主要目的,是把下缅甸变成英国商品的销售市场,利用印度大量过剩的廉价的劳动力开发下缅甸,发展符合英国殖民主义者利益的经济,尽多、尽快地掠夺缅甸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农业产品。为了实现上述目的,英国在下缅甸采取了以下几项经济政策。

首先,取消了缅甸封建王朝统治时期对大米出口和对自由贸易的一切限制,这就扫除了使下缅甸成为英国商品销售市场和大米出口地的障碍。

其次,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殖民地政府从1861年起在下缅甸发行纸币。一些设在印度的银行纷纷到缅甸开设支行。孟加拉银行1861年在仰光开设支行。1865年和1866年又先后在毛淡棉和实兑开设支行。

第三,为了便于迅速把廉价的英国商品输往缅甸各地,并把缅甸各地的农副产品运往沿海港口,殖民地政府很注重在当地发展交通运输。1863年,英资伊洛瓦底江轮船公司成立,该公司从1868年起交由私人经营,并在1868年和1869年相继开设了由仰光开往曼德勒和八莫的航班。除了利用伊洛瓦底江这一水上大动脉,殖民地政府还重视铁路的建造。1877年建成从仰光到卑谬的铁路。1884年,仰光到东吁的铁路也建成通车。这两条铁路长约500公里。为了加强各地之间的联系,殖民地政府从50年代起就在下缅甸架设电报线路。仰光到卑谬、兴实达、第悦茂之间的电报线路,在1860年之前就已经通用。1861年,仰光与加尔各答之间建立了电报业务。1871年,仰光与曼德勒之间也开始互通电报。到1879年,缅甸境内的电报线路总长达1600公里。 当然,无论是铺设铁路还是架设电报线路,都不只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也是出于从军事上侵略缅甸、镇压缅甸人民反抗的需要。

第四,实行有利于下缅甸开发的土地制度。鉴于当时下缅甸地广人稀,为了吸引劳动力,殖民政府在一开始实行“帕达”制,即小面积的土地授予制,允许当地居民和外来移民在向殖民地政府纳税的条件下,使用20英亩以下的土地。但土地的所有权属于殖民地政府。殖民地政府有权在任何一年的收割之后,无条件地将土地收回。由于大批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殖民地政府在70年代以后对土地问题作出新的规定,于1876年颁布了《缅甸土地与税收法案》,规定下缅甸的全部土地属于殖民地政府所有。只有连续耕种土地12年并且从未欠税的人,才能取得土地的所有权。这一法案确立了下缅甸的土地私有权,同时,为了继续吸引移民开垦荒地,该法案规定新垦殖的土地在一年或数年内免交土地税,新来移民在头两年内免交人头税。

第五,为了解决下缅甸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殖民政府采取了吸引移民的政策。1852年兼并下缅甸以后,殖民地政府就认识到,下缅甸劳动力不足,远远不能适应开发当地丰富的土地资源的需要。他们多方采取措施,吸引移民。规定新来移民可以免税数年,就是一个重要的措施。上缅甸由于多次发生灾荒,有不少农民和手工业者进入下缅甸谋生,但是数量不大,不能满足需要。印度无地农民和破产手工业者,就成为殖民地政府要吸引的重要移民对象。但是,印度劳工太穷,甚至无钱购买到缅甸来的船票。殖民地政府为了占大便宜而吃小亏,为运送印度劳工的英国轮船公司提供大量补贴,仅1874年就提供了10万卢比的补贴。1883年提供的补贴高达30万卢比。轮船公司因此降低船票价,使大量穷苦的印度劳工能进入缅甸。从1862年到1881年,在下缅甸的印度人从73349人增加到243123人。

第六,殖民地政府听任高利贷资本的活动,以花费最小的代价,实现其开发下缅甸的目的。但是,殖民地政府不向农民提供信贷,英国人开设的银行也不愿在农村发放小额贷款。农民就只得向缅甸人高利贷者和来自印度南部的齐智人高利贷者借贷。下缅甸的高利贷活动因此兴盛起来。到1881年,下缅甸已经有587个职业的高利贷者,其中不少是齐智人。

英国殖民主义者采取上述措施,得以按照符合他们利益的方式,解决开发伊洛瓦底江三角洲所需要的交通运输、资金、人力等问题,为外国主要是英国投资者提供了安全的和有利可图的市场,使得英属缅甸特别是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的经济在此后几十年中获得畸形但十分迅速的发展,造成殖民地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三)以水稻为主的单一种植制的形成

在1852-1885年间,英属缅甸以水稻为主的单一种植制就已经基本形成,这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区表现得最为突出。

伊洛瓦底江三角洲面积约为90000平方公里,其中冲积平原约52000平方公里。三角洲地区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早在英国入侵之前,就是缅甸重要的水稻产区。但是,19世纪初三角洲地区仍然地广人稀,人口约在100万到120万之间。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14人。许多地方还是沼泽地,并没有得到开发。雍籍牙王朝时期的阿赫木旦制度,严格地限制了属于王室服役组织的农奴的迁移,而它采取的禁止大米出口政策,更不利于刺激当地农民发展水稻生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当时三角洲地区的水稻生产主要满足当地的需要,也有一部分剩余产品被封建王朝调运到上缅甸缺粮地区。

1857-1858年,印度爆发了声势浩大、席卷各地的民族大起义。接着,1860年美国内战又开始了。美国和印度输出大米急剧减少,但欧洲市场上对大米的需求有增无减,同时,英国在东方的一些殖民地如香港、海峡殖民地对大米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国际环境和世界市场的需求,都有利于三角洲地区发展水稻生产。1870年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又使缅甸到欧洲的航路大为缩短,从而大大降低了大米运价。

在三角洲地区,19世纪70年代后交通条件得到改善,殖民地政府继续采取吸引移民的政策,大量劳动力从印度和上缅甸进入三角洲地区。当地的自然条件,又使得殖民地政府无需大量投资就可以坐收水稻生产发展之利。

内部和外部的有利条件,使得三角洲地区的水稻生产以空前的规模向前发展。三角洲地区以水稻为主的单一作物制的形成,虽然同这一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有利于水稻生产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是殖民地政府有目的地发展稻作业的结果,因为当时在这一地区发展稻作业最少需要殖民地政府的投资、最能适应世界市场的需要,也最能给英国商人,厂主和殖民地政府带来利益。

尽管英国入侵前,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的农业生产主要是稻作业,但是,英国殖民统治下形成的以水稻为主的单一、畸形的经济与它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首先,英国统治下形成的稻作业是一种高度商品化的经济,农民生产大米有一半甚至一半以上作为商品输出国外,而在过去是为了满足当地居民生活需要而生产的自然经济。其次,过去缅甸农民在农闲时从事家庭纺织业,每家每户亦耕亦织,构成一个独立的基本上自给自足的经济单元,而在英国统治下,大多数缅甸农民已只是单纯地从事水稻生产。他们越来越深地被卷入到市场中去。越来越多的廉价的英国工业品.到这一时期已摧毁了三角洲地区以及丹那沙林和阿拉干地区的家庭手工业。至于新到的移民,大多数一开始只从事水稻种植。三角洲地区的农业,几乎只限于稻作业。三角洲地区除生产和输出大米外,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几乎都依靠从海路输入的商品。这些都反映出三角洲的农业,是一种畸形的单一的种植业经济。

(四)以辅助商品输出为目的的加工工业的发展

随着下缅甸殖民地化的加深和柚木、稻作业的发展。为了扩大贸易,增加出口,更多地掠夺缅甸丰富的资源,获得更为丰厚的利润,外国资本主要是英国资本开始在缅甸投资。当时英国向英属缅甸投资,主要不是为了输出过剩的资本,而是为了辅助殖民地农林产品的输出。因此投资数额小,规模不大,范围极有限,主要是柚木加工和碾米。英国资本的目的是:利用廉价的柚木造船,以利贸易;锯木加工,方便木材输出;建造碾米厂,增加大米出口。在这些投资部门,英国资本都能在较短的时期内就获得丰厚的利润。

这一时期,英属缅甸的造船业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过程。毛淡棉的造船业在1853年达到最高峰,该年共造船10艘,总吨位达4527吨。50年代前期,毛淡棉制造出许多艘大吨位的巨型木船。1853年造的“马六甲号”,载重量为1300吨,1856年的“康斯巴蒂号”是1418吨级的大船,也是毛淡棉所造的最大吨级的木船。其他如1854年的“坎宁号”和1855年的“哥本哈根号”,也都是千吨以上的大木船。

但是,19世纪50年代正是世界海运史上铁质巨轮同木质大船激烈竞争的年代,铁质大船充分地显示了其优越性。在当时落后的殖民地下缅甸,当然没有制造铁质轮船的生产基础和技术条件。因此,50年代后期,毛淡棉的造船业就开始衰落,木质船制造急剧减少,而铁质船造不出来。在整个60年代,毛淡棉造船的总吨位从未超过900吨。到70年代.毛淡棉的造船业已完全衰落,年造船吨位下落到300吨以下。

缅甸的柚木是举世闻名的优良木材。在19世纪50年代前,柚木是欧洲商人和船厂主最想得到的优质造船材料。柚木除了造船,还广泛应用于铺设铁路枕木、建造房屋、制造家具等各个方面。为了适应把缅甸的木材特别是柚木输出到国外去的需要,下缅甸的锯木工业发展起来。到1877/78年度,下缅甸已有22家锯木工厂.主要设在毛淡棉和仰光。

这一时期英属缅甸的主要加工业,则是碾米业。随着下缅甸水稻种植业的迅速发展和世界对缅甸大米的需求的持续增长,碾米业成了十分有利可图的行业,也成了英国资本投资最多的部门。1859年,下缅甸出现第一家机器碾米厂。1878年,已有45家机器碾米工厂。大的碾米厂拥有400-500马力的动力设备,一天加工能力可达800吨。

这一时期下缅甸的碾米厂和锯木厂绝大多数是欧洲人主要是英国人开设的。1880/1881年度下缅甸共有41家机器碾米厂,其中有33家是欧洲人开设的,印度人和华人开设的各3家,缅甸人开设的只有两家,仅占全部厂家的5%弱,而且都是小厂。

英属缅甸工业的结构及所有者的民族成分,都明显地反映出它的殖民地工业的特点。

(五)殖民地性质的贸易的迅速发展

随着下缅甸稻作业和柚木业的迅速发展以及交通条件的改善,对外贸易也迅速发展起来。下缅甸的对外贸易具有显著的殖民地贸易的特征,输出品以大米和木材为主,而输入则是以棉纺织品为主的消费品,贸易对象则主要是英国及其在东方的殖民地。

英国的统治地位以及下缅甸的贸易对象,决定了下缅甸的贸易主要是海路贸易。由于英国商品的大量输入和1缅甸的大米、柚木源源运往欧洲和英国在东方的殖民地,下缅甸海路贸易量急速上升。1855/56年度,下缅甸的海路贸易进口额为10690024卢比,出口额为3704487卢比,到1878/79年,进出口额分别为49064398卢比和70838625卢比。在短短的23年间,进口额增加了4倍,出口增长了18倍。自19世纪60年代以后,出口一直超过进口。但是,这种外贸出超的地位,并没有给殖民地人民带来物质利益和技术进步,因为缅甸的对外贸易几乎完全由殖民地政府和外国公司、商人所控制,出超所得全由他们独占,而输出的物资却是缅甸的资源和人民血汗创造的劳动产品。因此,有的缅甸学者称在这种缅甸人民两头受损的贸易中,缅甸“就象一支两头都点亮的蜡烛”。据统计,下缅甸的海路贸易总额1855/56年为1440万卢比,1883/84年已达到1.6亿卢比,在不到30年时间里增长了10倍。

在下缅甸输出品中,占第一位的是稻米,其次是林产品。在19世纪80年代后,这两项产品占输出总值的80%以上,这反映了贸易结构的极端畸形。下缅甸的出口贸易正是它畸形经济结构在贸易中的反映。而且,出口贸易掌握在外国资本家手里。他们所感兴趣的,只是根据世界市场的需求,搜罗大米和柚木,利用贸易差价获利而已,而不是通过产品输出获得发展当地经济所需要的物资、资金和技术。

尽管当时下缅甸是世界上最大的稻米输出地,但人均输出的大米并不高,1865/66-1870,/71年为145公斤,1871/1872-1880/81年为249公斤,这反映稻作业的劳动生产率并不高。出口大米占生产量的比,1871-1885年平均为62%,1876-1880年为58%,1881-1885年为55%.商品率是相当高的。

在这一时期内,缅甸大米主要输往欧洲,特别是英国。在1885年前,输往欧洲的大米一直占出口的70%以上,输往东方主要是英国在东方的殖民地的,从未超过30%。以1876-1880年为较高,达26.4%(其中一半输往印度),1881-1885年有所下降,为21.9%(其中印度为4.1%)。

从缅甸输出的其他商品有棉花、豆类作物、漆(这3种商品在1878/79年度出口值超过100万卢比)、烟草、石油、香料、铜、铅、宝石、象牙、生胶、兽皮等。

下缅甸的进口贸易,同样是殖民地性质的贸易。主要进口物品,一直是消费品。机器设备所占的比例很低,主要是碾米、锯木等加工厂所需要的机器。

输入下缅甸的大量消费品,有很大一部分又转输入上缅甸,其中又有不少部分进入中国云南。

日益扩大的殖民地贸易,使得下缅甸深深地被卷入到世界市场中去,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从根本上瓦解。下缅甸的农民除了大米外,在生产和生活的其他方面,都越来越依靠市场,依靠外来商品。下缅甸经济已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附属部分。

(六)英国垄断性工商业企业的形成和早期发展

从1852年到1885年,在殖民地政府的支持下,在对缅甸的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和对缅甸人民进行剥削的过程中,一些由英国人创办的工商交通等行业的企业,迅速地发展为初具规模的具有垄断性质的大公司。在后来的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这少数几家公司也一直占有突出的垄断地位。这是殖民地缅甸经济发展中一个重要的现象。这些公司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伊洛瓦底江轮船公司、斯蒂尔兄弟公司和缅甸孟买贸易公司。

伊洛瓦底江轮船公司的创始人,是英国格拉斯顿亨得逊公司的几个股东。这家公司自1839年以来,就从事对缅甸沿海3个港口(仰光、毛淡棉和实兑)的贸易。1863年,英属缅甸首席专员潘尔把属于殖民地政府所有的4艘轮船和3艘平底船卖给了该公司的股东盖尔勃兰等人。1864年底,“伊洛瓦底江船队和缅甸轮船航运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当时全部资金约2万镑。该公司在1869年就开设了曼德勒一八莫航班。1876年改名为“伊洛瓦底江轮船有限公司”,已拥有11艘轮船、32艘驳船、65艘平底船,垄断了伊洛瓦底江上的航运业务。

斯蒂尔兄弟公司始创于1862年。它最初经营大米贸易和柚木出口,到第三次英缅战争前夕,已是下缅甸最大的经营大米收购、销售和碾米业的公司,对同行业的商号实行垄断性的控制。同时,它也经营柚木等多种有利可图的生意。在1885年英国吞并缅甸后,它又投资石油和矿业。著名的“缅甸石油公司”最初的资本,就是由斯蒂尔兄弟公司提供的。过去旅缅甸华侨都称这家公司为“实珍洋行”。

孟买缅甸贸易公司的创始人,是英国人威廉·瓦莱斯。瓦莱斯1842年在印度孟买加入费利公司,1848年担任经理后,把费利公司改名为瓦莱斯公司。1850年以后,他从殖民地政府那里获得在英属缅甸采伐柚木的特权,向印度大量提供铺设铁路所需的枕木,从中大发横财。1858年,这家公司在毛淡棉开设锯木厂。瓦莱斯本人同潘尔的关系很密切。在潘尔的帮助下,他又获得了对上缅甸最好的柚木的经营权。1863年9月,“孟买缅甸贸易公司”在孟买注册,当时的资本约10万英镑(110万卢比)。1864年7月,瓦莱斯亲自去上缅甸,同缅甸国王敏同拉上关系。到第三次英缅战争前,缅甸孟买有限公司的资产已达420万卢比,每年的利润就高达45万卢比。

英国和别的西方国家的资本家在缅甸开设的其他一些较大的企业有:1885年英国人在仰光开设的司各脱公司,主要经营造船业和金融业。英国人艾利曼在阿拉干开设的“阿拉干大米贸易公司”,从事大米贸易、造船和保险等行业。丹麦人有东亚公司,兼营进出口、碾米、造船等业务。几乎所有这些西方公司经营的行业,都具有投资不多收效快,利润高而风险小的特点。所有的垄断性大公司,都与殖民地政府有较密切的关系。在1885年英国吞并上缅甸后,这些公司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殖民地缅甸的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七)下缅甸的社会变化

英国的殖民统治、殖民地经济的变化,给下缅甸社会带来了多方面的变化。

在英国殖民统治前,下缅甸各地虽然有经济交往,但还不是联系很紧密的统一整体。阿拉干在历史上长期处于独立地位,丹那沙林不时落入暹罗封建王朝统治下,勃固省地广人稀,又是孟族人聚居的地区。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特别是第二次英缅战争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联系的加强以及划一的行政制度的实行,这三个地区的联系加强了,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当然这种统一是以殖民统治为前提的。

下缅甸在整个缅甸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从蒲甘时代以来.下缅甸几乎一直不是缅甸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地区。在那漫长的8个世纪中,除了在短暂的分裂时期,缅甸的政治经济重心一直在以蒲甘一曼德勒为中心的所谓干燥地带,因为这一地区有较为发达的、较为稳定的灌溉农业。在1852-1885年这一时期,上、下缅甸在政治上属于两种不同的制度,他们之间的经济地位也在发生变化。下缅甸在经济上的重要性越来越显著了。它的农业发展,显然也远远地超过了封建的上缅甸。更为重要的是,下缅甸出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与此相联系的是,作为工商业中心的一些城市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仰光在19世纪初还是个1-2万人口的小城镇,1863年已有6万多人,1885年人口已超过10万。毛淡棉的人口也超过了5万。卑谬、勃固、实兑的人口,都在2万上下。但是,作为畸形的殖民地工商业中心,下缅甸的城市在文化上是极为贫乏的。缅甸传统的民族文化受到冷落,西方近代文化却没有引入。即使在仰光,也“没有书店,没有博物馆,没有艺术展览馆,没有戏院,没有音乐厅,没有哪个方面可以代表现代西方文化”。

下缅甸的人口增长得很快。1872年第一次统计人口时,已达到2747147人,1881年第二次人口统计时,增加到3736771人。估计1885年下缅甸人口已达400万左右。但是,殖民统治使得居民成分变得复杂起来了。殖民统治前,下缅甸的主要居民是缅族人、孟族人、克伦人和若开人。他们大部分都信奉佛教,仅有一部分克伦人信仰原始宗教.一些若开族居民信奉伊斯兰教。仰光也有一些印度人、华人和少数欧洲人,但他们在全体居民中的比例是很小的。英国几十年的殖民统治,使得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印度人大为增加了。1872年,仅在仰光一地的印度人就有2.5万,比缅甸本地人还多1/4。欧洲人主要是英国人也大为增加了,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居于统治地位。居民的宗教信仰更为复杂了。在缅甸的印度人大多数信奉印度教,也有一部分信奉伊斯兰教。欧美人信奉基督教,欧美传教士在克伦人中颇有成效地传播了基督教。1881年,一些信奉基督教的克伦人成立了“克伦民族联盟”。后来殖民地缅甸长期存在的种族矛盾和民族矛盾,如缅甸人同印度人的矛盾、缅族同克伦族的矛盾,可以说都是肇始于英国统治的这一时期。

传统的宗教——佛教,在殖民统治下的下缅甸衰落了。到19世纪80年代,下缅甸至少有一半的村庄没有寺院。

教育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来寺院教育是下缅甸教育的基础,也是唯一的教育。这样的教育是殖民地政府所不喜欢,所不满的,客观上也不能适应殖民地社会发展的需要。潘尔在任英属缅甸首席专员时,曾提出在寺院教育的基础上建立适应殖民地发展需要的新的教育制度。但是,他的后任却抛弃了这一设想,对寺院教育置之不理,仅开办了一些西方式的学校。19世纪60年代以后,殖民地政府在仰光和卑谬(1860年)、丹老和马都八(1871年)、勃生(1874年)东吁和土瓦(1875年)等地开设了用英语和缅语两种语言教学的中学。1875年以后,又在仰光、毛淡棉等地开设高级中学。除了殖民地政府开办的学校,还有一些教会学校,其中较为著名的有1860年在勃固建立的圣·保尔学校和同年在仰光建立的圣·约翰学院,后者的学生曾多达800人。

但总的来看,英属缅甸政府并不重视教育,教育经费极为可怜,1884/1885年仅80848英镑,还没有当年拨给监狱的经费多。殖民地下缅甸的教育是极为落后的。殖民政府的教育政策使得传统的寺院教育衰落,文盲增加。西方式的教育只是得到缓慢的发展。下缅甸只有寥寥无几的高级中学,读大学要去国外。1869年,加尔各答大学同意在仰光举行招生考试,但因仰光教育条件太差而未能举行,直到1880年,仅有9个缅甸人有资格参加加尔各答大学的考试。畸形的、不发达的殖民地教育,正是殖民统治和畸形的殖民地经济在教育上的反映。

西方科学的传入,也是极为有限的和极为可怜的。英国人带来的,主要是一些为殖民统治和当地西方人服务的技术。殖民政府在各地设立了电讯机构,电报传入缅甸。1854年,英国人在仰光开设了第一家西式医院。到1878年,在下缅甸共有21家西式医院。此外,殖民地政府在仰光、勃生、丹老、第悦茂、东吁、实兑等地设立了气象站,在一些地方设立了水文站。

英国殖民统治下剥削和压迫的加重,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社会的瓦解,传统宗教和传统文化影响的削弱,使得犯罪率不断上升。从1862年到1878年,犯罪人数增加了一倍。1876年,下缅甸约350万居民中,有5000人在狱中,即700个人就有一个身居囚室。此后,在整个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较高的犯罪率一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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